留学的意义:剪断连接原生家庭的脐带

留学的意义:剪断连接原生家庭的脐带

作者:小白兔白也青

比起十七八岁二十刚出头的时候,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,更加的独立、坚强、豁达,对自己的命运更有掌控感。

或许这样的改变,即使呆在国内,经历过更为漫长的岁月打磨,也终会发生,可我觉得,只有以出国的方式,才会来得迅猛、彻底。

从小我的父亲就规划好了我的未来:上一所好大学,念一个研究生,再接着找一份好工作,然后结婚、生孩子。 

那时的我不觉得父亲规划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不对,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,让他们高兴,于我于他们都有益。

上大学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大千世界。

我一直以为同龄人的将来跟父亲计划的是差不多的:读完了本科,保送或考研究生,最后去大城市,在大公司或者国企、事业单位上班,可那时,我身边的同学们,都想着要出国、读博、当教授。

他们从大一入学开始就谈论着GPA、GRE、TOEFL、paper这些我没什么概念的东西,一直到了大三,我对这些东西的功效仍然浑浑噩噩。

转机发生在我最好的朋友GRE培训归来。

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,他问我自己将来想做什么,我想了想,说,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,我只觉得迷茫,找不到人生的意义。

朋友用接近同情的眼神打量了我一阵子,说,我觉得你应该出国,你知道适合出国的有哪两种人吗?一种是很早笃定要出国的,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的,你是第二种,你适合出国。

我的出国之路既顺利又不顺利。

我需要把TOEFL考过一百才能抓住意外降临在我头上的机会,可是我失败了。

我的父亲——温和、慈祥的父亲,那次变了一个人,他用不堪入耳的肮脏话语羞辱我,说我不仅毁了我的一生,还毁了他们祖宗十八代的面子,并扬言要在接下来的一年半禁足在家里,让我收心,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,好好准备来年的考研。

父亲对我的羞辱伤了我的心,但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。

我第一次认识到家庭关系的虚伪——父母关爱子女号称不求回报,但实际上,他们有所期许,期许我让他们有面子——我听话就是孝顺,我不听话就是混蛋。

那次我体会到空前的危机感,如果我不做出改变——于当时来说,就是出国,离开国内,那么我这一辈子,都要生活在他们的掌控下,我不是我自己,我是他们的扯线木偶,是他们期望的投影。

所以我比我上大学的任何时候,都更加强烈地渴望出国。

最后,我幸运地如愿了。

毕业回家的时候,手里已经拿到了海外高校的offer。

我念了研究生,回归了父亲的计划,父亲也就无话可说。

2010年,当我第一次踏足香港这片土地,行走在繁华与破败交织的街头,听着当时听不太懂的粤语,无比地喜悦。

我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:从此以后,我的人生就属于我自己了!

香港的这六年,我经济和生活完全独立。

学校的宿舍位紧张,我一直在校外租房子,计算自己衣食住行的开销,维系家庭卫生和家电状况;我学会了做饭,用劳动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

这些生活技能本该在成年前养成,可我却一直甘于做一个“巨婴”,以父母干涉我的生活为代价,换取他们的代劳和“庇护”。

我与父亲的对话中,不会再出现他每月该给我多少生活费的问题,我的学费也不用他操心——如果我不出国留学,金钱就是我对他最直接的依赖。

国际电话、赴港签证为父母对我的掌控设置了第二道屏障,他们没办法一天打七八个电话来找我,为经济考虑,电话里大家都要控制情绪。

“空降”这样的事情自然也不会发生,任何到访都需要提前告知我,以安排他们的食宿。

人出生时,要被剪掉连接母亲的脐带,才会成为一条独立的生命。

如我家一样的中国式家庭,不论子女多大,父母始终觉得子女还是孩子,规划、操持子女的人生是一种责任,也是表达父爱、母爱的方式。

我父亲生气时的口头禅是“反正你现在也不用我管”,殊不知一个独立个体的生活,本就不该别人来管。

父母通过对成年子女经济或社会资源上的帮助,掌握了干涉子女人生的话语权,如果子女不得已需要依赖父母经济、社会资源上的支持,就会产生一条精神上连接子女的脐带。

子女如能甘之如饴,自是皆大欢喜;如果子女苦不堪言,这样一条脐带,还是早日剪断为佳。

2016年,当我离开香港时,我拥有PhD学位,会说流利的粤语,有一笔可以应付失业一年的存款。

我懂得什么叫做critical thinking和终身学习,更重要的是,我懂得自己的人生,需要自己面对。

2010年如果我不出国留学,我的人生将大不相同:我会按照父亲计划的那样,读书只为挤入北上杭深;我会嫁给另一个人,也许已经生了孩子,还把父母接过来照顾孩子;面对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和同龄人攀比,即使每个月拿着五位数的薪水,也活得战战兢兢;同时必须应付与家长同住的矛盾,为了生活上的琐事或单位上的人事斗争伤脑筋。

这两年我在美国,接触到更多不同教育程度、国家、种族的人群,视野进一步开阔。

我最开始接受的观点是,努力做一个别人(包括父母)说“好”的人(上名校、薪水高、子女听话),生活就会“好”。

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,一个人过得“好”不“好”,只关乎于自己:是否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业?是不是和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?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?

我的这些思想上的改变,可能令我与父母、原生家庭渐行渐远,但我深信,这才是积极的、正常的改变——如果没有变化,又谈何进化呢?

回望十七八岁或二十刚出头的自己,只觉得:悟已往之不谏,觉今是而昨非。

来源:新西兰月野兔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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